湖南煤企瘦身

194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如果当事人滥用了基本权利以致侵犯了他人权利，基于个人的社会性基本义务，法院可做有利于受害一方基本权利保护的结果取向衡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后，公民个体与其他公民个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64]具体论述，可参见许瑞超：《德国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整全性解读》，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报）》2017年第1期。从性质上看，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一致性具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内涵：一是法律义务，即个人利益不得违反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否则将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刘培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课提纲》，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163页。[20]应得应尽的权利义务意味着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除具备法规范属性外，还拥有伦理属性，是法律和道德相融合的体现。法律作为权利的载体，应当也只能从人的主观意志中获得。

故而，社会主义宪法并不主张国家权力领域和市民自由领域的二元对立，而着重强调个体、集体、社会、国家之间是紧密结合的，共同服务于社会自由的实现：一方面，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具有对抗国家的属性，而是必须同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等保持一致，个人有义务参与到国家对社会的改造之中。另一方面，个人权利的保障、社会秩序的维系、国家的独立富强之间是紧密结合的，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可以促使个人自由、社会秩序、国家宪制在利益结构上保持同质性。[9]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23]参见罗杰：《国法学》，东京并木活版所1905年版，第96页。（三）社会性基本义务只作为基本权利行为的消极构成要件 社会性基本义务不能理解为效力强制性规定而加以适用，其核心关切是协调性问题，并不要求个人行为都与社会/集体利益、他人权利保持一致。[54]但在实然层面，每项基本权利规定所对应的利益、基本权利条款所包含的规范元素等存在很大差异，不可能都具备一致性。权利享有与义务履行不一致下的自由是剥削阶级的自由，不是身份一致、地位平等的公民所普遍享有的。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不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利益。[21]基于名分/职分的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围绕政权巩固展开，具有很强的政治依附性。

基本权利的义务特征意味着基本权利具有多重受限性：基本权利的享有依赖个人对国家社会共同体义务的履行，即以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及他人的权利为导向。[21]参见俞江：《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后续说明》，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455页。确保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从而构筑一个无阶级性、无特权性的自由平等社会。第二，国家作为一种伦理性的存在，包含实体性东西（义务）和特殊性东西（权利）的相互浸透。

焦洪昌主编：《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127页。现行宪法中的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具有观念史或宪法史的延续性。基本义务作为相对独立和具有约束力的条款，不仅具有开放性、多元性、伦理性、强制性等特征，也和基本权利行使、国家行为履行紧密相关，可作为独立范畴使用而拓展宪法的调整范围，但须符合人民主权和法律保留原则。杨化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18页。

诚如有学者所言，基本权利的享有主体与基本义务的承担主体的确具有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仅仅排除了那种只享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的特权，即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一个层面，然而，这种意义上的同一性，并不直接意味着基本权利享有主体与基本义务承担主体所处于的法律关系的同一性。对此，有学者考察发现，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承继自苏联宪法学，且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义务一致论的法哲学基础可追溯至黑格尔的‘权利与义务的同一、自由与职责的一体以及个人被整合入国家整体性[29]

虽然地区协作依然存在，但主流却已经发展成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因而第八个五年计划开始将之命名为区域合作。[4]中央统筹原则意味着中央可以积极谋划区域发展战略，在区域治理中可以进行积极调控，是宪法上民主集中制原则中集中的体现。

重要的是中央对区域合作争议进行协调，推动区域合作的顺利发展。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对央地事权的分工提出了初步意见，认为工业应属于中央事务并由地方提供协助，农业和商业则主要是地方事务。在确立央地分级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区域治理原则后不久，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地方各级都应当有相应的自主权，地方主体的上级不能把下级框得太死。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原则是区域治理原则的发展和创新。他所说的平衡，是中央直接投资地方的平衡，并非地方的自主性平衡。

如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设雄安新区。基于中央统筹原则，202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创设了地方人大的区域协同立法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建立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的职权，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般性制度保障。

（一）央地事权分工的成功实践 《宪法》第3条规定了央地事权分工原则，即事权的层级分工，目的在于加强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实行国土空间的梯度式发展，鼓励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形成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的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如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在京的有关单位搬迁到雄安后，职工子女还能否在京完成义务教育，能否在京参加高考等，都需要中央统筹各部门的政策协同。对此，《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0条第2款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的区域合作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

五、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注释: [1]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25页。进入专题： 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治理 中央统筹 地方负责 。在2018年新发展理念入宪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确立了区域协调发展的五大原则，即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坚持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坚持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相结合，坚持继承完善与改革创新相结合，以及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中央统筹并不是中央要直接处理具体的区域治理事务，而是要与地方负责相结合。这也说明，我国宪法上的央地事权分工原则尽管没有相配套的立法或制度，但中央却在区域治理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实施路径和有效方案。

在上述市场经济体制和央地事权分工改革的基础上，总结实行央地分级管理、以地方为主原则的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于2015年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协调发展的新理念，要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宪法适用于我国的全部领域，包括特别行政区。

区域协调是我国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区域治理实践和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提升。1991年开始实施的第八个五年计划将以往的地区协作发展成为区域合作，并提出了区域合作的互惠互利、风险共担、发挥优势原则。

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新时代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治理的中国方案。统筹既体现了法律上的统一领导，又赋予了实施者较大的自主空间，在表现形式上更多是具有较大弹性的规划和指导意见。三、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的内涵 国家的行政区划治理侧重于对人的治理，主要在于实现公共秩序。上述决定中提出的区域协调，既包括地区协作又包括区域合作，既需要地方的主动协调发展又需要中央对区域发展的统一协调即统筹。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0页。毛泽东主席的上述主张并不是他的个人观点，而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经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而形成的中央政策。

四、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的任务 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原则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在区域协调中各自的基本任务。这种事权分工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

国家发布的区域规划都是在集中地方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并实施的。补充性原则所强调的是上级只有在下级无力解决时才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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